整场讲座主要围绕“文学的差异性”展开。胡亚敏教授首先分析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界的应对立场和策略，提出在面对学术研究西化的问题上，我国学者应该始终坚持差异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差异性与变异学的比较和分析，胡亚敏教授认为变异学主要分析的是“流变”问题，而差异性研究则主要侧重于站在主题立场，是以中国人作为主体进行学术研究。差异性研究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立场和策略，是对学术研究西方化或“趋同性”的警觉和回应。趋同性焦虑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处处都表现出极大的趋同性，中国的传媒体系也日渐呈现“翻版”的现象，这也就是差异性研究问题提出的主要原因。趋同性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症候，学术研究上的趋同性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西化都是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的一种扼杀。胡亚敏教授认为当代学术趋同性的主要表现在于追踪西方的一个又一个话题上。以朱光潜对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分析为例，胡亚敏教授认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文学是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是以欢乐衬托更大的悲伤，我们应该对以西方标准要求中国文学的错误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的悲剧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讲述。而后，胡亚敏教授为大家具体分析了差异性研究到底是什么，差异性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国际视野、主体的反思意识和理论的建构性。用差异性关照中国文化，以主体身份对课题问题进行研究，但坚持差异性研究的同时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例如译制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要有反思地阅读，在接受对象时要理智性地反思，要存有质疑。差异性研究不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意味要固守本民族文学批评传统，而是主张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在中外文学批评的交流和交锋中探寻既有普遍价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新径。差异性研究的提出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信和自立的体现，对保持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